古代修衙门为何这么难?

2015-11-02 | 来源:新周刊

  与今天各地政府豪华办公楼反差极大的,是古代官衙的寒酸。在宋元明清几代,都难见一座豪华的衙门,更多的是破败不堪。苏轼这样的官员,甚至要与已成危房的官衙斗争十几年。

清代浮梁古县衙

清代浮梁古县衙

作者:吴钩

  提起《清明上河图》,人们通常会赞叹其画工精细,画中竟有1695人,各种牲畜60多匹,木船20多只,房屋楼阁100多栋,推车乘轿也有20多辆。

  从这幅画卷上可以看出北宋时市井繁荣,商业昌盛的历史痕迹。

  如果你仔细看,还会发现更多内涵。比如画中的房屋,包括酒店、商店、茶坊、旅店、寺院、医馆、民宅,等等,最气派的建筑非“孙羊正店”莫属。

  如果你想在这些建筑中找一栋官衙肯定得失望了。印象中石狮子挡道、衙役把门的官府衙门在画中踪迹全无。如果非要较真,也只能找到一处政府机关——税务所,但这个税务所看起来也很简朴,跟普通民居差不多,比起临街的酒楼商铺来,实在不起眼。

  无独有偶,北宋文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开封城皇宫、御街、酒楼、茶馆、商铺、食肆、大相国寺、瓦舍勾栏的热闹景象。唯独对开封府衙的描述一笔带过:“浚仪桥之西,即开封府”。府衙在孟元老笔下,淹没在栉比鳞次的商民建筑中,毫不起眼。

  为什么从历史笔记到写实主义的《清明上河图》,对开封府衙都没有触及?难道古代的官衙毫不起眼,不值一提吗?要知道,在当代中国,许多地方的政府大楼通常会成为当地一景。

  这些历史作品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代的城市里,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肯定不是衙门,而是商用或民用的酒楼饭店、私家园林之类。

  如果我们能穿越到宋代的城市,会发现很难找到一座豪华的衙门,倒是破烂衙门随处可见,甚至有些州县的官衙居然成了危房。

  苏轼问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

  要说古时候最宏伟的“官衙”,必然是皇宫。但到了宋代,甚至连皇宫都显得寒酸。汴京的皇宫,远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故宫之宽阔。这是因为赵宋皇室对修建皇宫比较克制。

  北宋雍熙二年(985年),楚王宫失火,宋太宗下了决心要扩建皇宫,便叫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编订建设规划、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按规划要拆迁不少民居。太宗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给皇帝面子。

  宋太宗没有搞强拆的胆魄,只好下诏叫停了扩修宫城的计划(《宋会要辑稿》、《宋史·地理志》)。于是北宋皇室居住的宫城,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站在开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

  当然宋朝皇帝这种窘迫也是历史的特例,通常来说,其他皇朝任何建筑不许高过皇宫,面积不许大过皇宫。否则就是僭越,就是大不敬之罪。

  皇宫不可攀比,地方的官衙却是另一码事。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天下闻名的苏轼前往杭州上任,担任通判一职,这是相当于副市长的高官。虽然任职人间天堂的杭州,但苏轼绝对不会喜欢上班,因为州衙的屋宇“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

  杭州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都城,其时“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但入宋之后“百余年间,官府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苏轼就这样心情忐忑地在危墙之下,当了三年杭州通判,直到另迁他州,期间州衙一直未能修缮。

  十几年后,即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升官了,这回朝廷让他当杭州一把手。苏轼又心情忐忑地回来了,发现杭州官衙走时啥样,回来时依然啥样。苏轼问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同僚们说:每到雨天,我们都不敢在大堂上呆着。

  这一年六月,官衙的危房终于出大事了,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八月,州衙的鼓角楼也倒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自此之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

  官衙危房严重影响了官吏们的工作情绪,元祐四年九月,苏轼不得不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衙门:“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苏轼文笔好,把危房写得栩栩如生。

  但在宋朝想修官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地方官要修建衙门,就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已诏令地方“无得擅修廨舍”。因为朝廷没这项预算。苏轼自己也明白:“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即十贯钱)以上,不许擅支。”

  苏轼是聪明人,他想了个好办法,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解决经费问题。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官方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苏轼一番计算,杭州官衙至少有二十七处需要大修,需要钱四万余贯,这可不是小数目,约合如今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要筹集四万贯钱,需要出售二百道度牒。苏轼在奏章中威胁说:再不修,日后可就不是四万贯的事了。苏轼还使出大招,向他的高级粉丝皇太后祈求:“伏望圣慈(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但纵然如此,朝廷也没有同意拨款,可能是因为预算数目太浩大了。

  次年,杭州发生水灾,又次生饥荒。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划拨二百道度牒。按照苏轼的打算,这二百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二万五千石大米,再减价粜米,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虽然无法彻底翻修,不过“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

  也亏是天下头号聪明人,才能想出如此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一回,朝廷总算同意给政策,不过不是二百道,而是只有三十道。出售三十道度牒所募集的资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之后杭州官衙怎么整修就无从记载了,估计这点钱只能草草修缮了事。不过,苏轼在元祐五年主持修建的一处公共工程,则在青史上流芳千古,那就是杭州的“苏堤”。

  官不修衙的惯例延续到明清

  为什么一处已经成为危房的官衙,让两任杭州的苏轼如此窘迫?他可不可以自作主张挪用公款大兴土木,将官衙修得漂漂亮亮呢?如果他真那么做,等待他的将是弹劾丢官。

  宋代之前,地方官还有自主修衙的权力,如唐代的李听当邠宁节度使时,发现“邠州衙厅,相传不利葺修,以至隳环”,李听不管三七二十一,“命葺之,卒无变异”。但到了宋朝,如果地方官私自修建官衙,将受到弹劾、处分。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还是在杭州,知州薛映被人告发“在司擅增修廨宇”。朝廷马上派遣御史调查,一查,果然如此,经大理寺议罪,薛知州被贬为“连州文学”——一个小地方的闲职。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汝州知州李寿朋在春荒时节“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重为劳扰”,也被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大宋朝廷对地方官府修衙之事控制很严,慢慢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应该说惯例从宋代为开端,一直延续至后来的明清时期。

  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宛平县有个叫沈榜的知县,写了一部《宛署杂记》,据其中描述,宛平县虽然是京畿首县,但县衙却非常简陋:“廨仅一所,与民间比屋,曲直不齐,各佐领衙与市民联墙,声音可通。吏大半无廨地,僦借民居。顾不知创自何时,何所迁就,而因陋就简,粗备如此也”。

  宛平县自永乐帝迁都北京至万历年间,已设县接近两百年,这么长的时间,居然一直未能将县衙修建得像样一点。因为实在太粗陋了,跟“天下第一县”的身份极不相称,沈榜只好在万历十八年重修了衙门的大门,但想扩建,县财政却拿不出一两银子来。

  清代中叶,成都的官署也是年久失修——“文官衙署向皆欹侧欲倾,破烂不堪”;“两县以下之各官署,或荒凉如僧庐,或朽蚀如陋室,虽列省会地面,而萧条僻陋之气,怆然满目”。地方政府一来“无款培修”,二来官员也缺乏修缮的动力,皆因地方官一任三年,谁愿意做这种后人乘凉自己担坏名声的事?

  当然也不能说宋朝之后,所有的官衙都不修缮。修衙之事,还是见诸史志。但总的来说,古代官员对修衙极不热心,即便是非要修衙,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三强调原来的官衙破败不堪,非修不可,则要申明在修建过程中并无扰民之事。

  地方建设预算序列中,官衙永远排在后面

  在旧时朝廷的工程立项与预算日程表中,修衙门通常被列为“不急之务”,远远排在其他公共工程的后面。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宋廷“诏京城内外除修造仓场、库务、店务、课利舍屋外,自宫殿、园苑以至百司廨舍、寺观等,并权停。过七年取旨”。即暂停京城一切官廨的修建,七年后再说,因为政府要优先建设仓场(贮存粮食的仓库)、库务(国库)、店务(公租房)、课利舍屋(税所)等公共项目。

  民国时汇编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中统计出,明朝开国之后,洪武朝凡三十一年,各地新建和重修学校674所,而同一时期才修衙26所;到了宣德朝,官衙才大规模兴建,但也只是修了55所,而同期各地兴建或重修学校则有159所。

  清代甚至规定,地方官想修建衙署,一概由官员自掏腰包,从他们的养廉银中分期扣款,这种情况下,哪个官员愿意吃饱撑的去修官衙?

  因此非修不可的官衙所需资金,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的地方官将自己的俸禄或财产拿出来,或者接受民间富民、士绅的个人捐助。苏轼修衙,除了从僧人度牒中想办法,还捐出自己的“公使钱”五百贯。公使钱,是宋朝财政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经费,由地方长官自主支配,主要用于公务接待。

  为什么古代王朝要严格限制修缮官衙呢?首先,传统社会的政府一直是“小政府”,财政规模非常有限,通常不设专门的修衙经费。

  其次,旧时修衙,难免要劳民伤财,招募或征调民力。宋代以降这种公共工程招来的民工都要雇佣付款。官府资金紧张,很多时候会无钱支付,因拖欠工程款而闹点大事出来——这可不是官员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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