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看不见”的美国

2015-11-06 | 来源:《小康》

  看见“看不见”的美国:穷忙族是个矛盾

  与我们普遍了解的“美国梦”不同,这个国家也存在着分布广泛、不断增长和不可避免的贫穷。有些人苦苦挣扎,筋疲力尽,找不到出路。他们的工资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脱离贫困,相反,他们为生活所累,仿佛注定越穷越忙,越忙越穷。

 流浪者 2011年6月20日,美国纽约,街头的无家可归者。虽然使流浪人口增加的因素很多,但经济低迷和失业率高企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流浪者 2011年6月20日,美国纽约,街头的无家可归者。虽然使流浪人口增加的因素很多,但经济低迷和失业率高企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罗屿

  穷忙族 苦苦挣扎,筋疲力尽,却找不到出路的人,在美国被称作“穷忙族”。他们的工资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脱离贫困,相反,他们为生活所累。

  与我们普遍了解的“美国梦”不同,这个国家也存在着分布广泛、不断增长和不可避免的贫穷。有些人苦苦挣扎,筋疲力尽,找不到出路。他们的工资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脱离贫困,相反,他们为生活所累,仿佛注定越穷越忙,越忙越穷。人们常常用“穷忙族”形容他们,而这个词本身就是个矛盾。

  作为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实况播音员,蒂姆·布鲁克斯曾对影剧院里售价5美元的爆米花表示很不满,认为定价太高了。

  忿忿不平的他甚至做了一次市场调查,并以此为据进行了如下推算:在他看来,自己买到的5¼盎司爆米花在超市里要价不过23.718美分,剧院经理买五十磅重的袋子也只要花16.5美分。所以一袋爆米花的总成本是22.5美分。他判断,减掉营业税,一袋爆米花的利润是4.075美元,或说是1811%的利润。

  普利策奖得主戴维·希普勒显然不同意蒂姆的判断。在他看来,蒂姆的计算方式,没有考虑到剧院任何一位员工。“柜台后面的人,没有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那些烤爆米花,把爆米花装袋,再把袋子交到他手里,然后收钱的人们肯定穿了隐身衣。”

  而戴维所做的,就是让更多人看到,那些被遗忘的人。他耗时数年,对尽管有工作但依旧贫困的美国人开展深度访谈,并以此完成《穷忙》一书。

  在他笔下,洗车工无车可开,银行职员的户头只有2.02美元,医学教科书女编辑十年的收入,也赶不上一个牙医……这些苦苦挣扎,筋疲力尽,却找不到出路的人,在美国被称作“穷忙族”。他们的工资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脱离贫困,相反,他们为生活所累。

  由于美国人普遍信仰“美国梦”,认为即使出身贫寒也能过上幸福生活,而这,恰好让人们找到责备穷人的理由。

  但戴维却告诉人们,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贫困问题,盘根错节,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加诸到一起,造成了一个人的机会寥寥可数。而通过戴维的走访,他发现,和富人相比,穷人们在自己的私人决策上控制力更少,更难避免受到冰冷的政府机器的干扰,在因科技和竞争而变得疯狂不堪、陷阱密布的世界里,他们的应变能力更低。另外,相比其他人,他们的个人错误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而个人努力的回报更微小。

  从全球或者历史标准来看,大部分美国人心中的贫穷生活其实还算舒适,“但这不代表美国的穷人过得不悲惨,不代表那些在贫困边缘的人们并不是真的处于悬崖边缘。”戴维讲述的就是那些在自己的国家被放逐的圈外人、边缘人的故事。

  或许,在富有的美国当一个穷人,要比在一个贫困的国度当一个穷人,还要难熬得多。

  “妈妈,你知道的,当穷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种难熬,恐怕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无论他是大人,还是孩子。

  就像12岁的桑迪·不拉什不经意地感慨:“妈妈,你知道的,当穷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种代价,伊文·约翰逊便深有体会。在被国税局收了2072美元税金、罚款和利息后,她再也不敢自己申请退税了。她从洪都拉斯来到美国,每天早上5点开始工作,给波士顿一家保洁公司打工。一开始,都是她自己做收税申报,但显然,她做得不太好。大概三四年后,国税局联系她,说她欠了他们差不多2072美元。伊文一头雾水,并寄了一封信给对方,说自己给他们寄了差不多1072美元。“因为我那时候没钱,我打算分期付款,把剩下的钱缴清……你知道他们怎么做?我有一个银行账户,他们就从我的银行账户里把钱拿走了——一分钱都不放过。”从那时起,伊文甘愿花上100美元,找纳税申报员搞定这些“麻烦事”。

  纳税申报员,就像是为伊文这些没有电脑、没有数学知识的低收入人群而生的职业,他们办事的目的,就是为了庞大的佣金,而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他们的客户本可以自己免费办到,只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和伊文一样——宁愿花钱买个安心。

  “贫困就像一个流着血的伤口。它会削弱防御能力。它会引来捕食者。”显然,纳税申报员这个职业,某种意义上,就是戴维所定义的捕食者,除此外,那些以合法形式做生意的高利贷者也是捕食者的一员。戴维举例,假如贫困者非常缺钱,账单堆积如山,但还有两个星期才到发薪日,在那之前,电话就要停机,电也要停了。就在这时,高利贷者开始向贫苦者招手——发薪日贷款、快得金、易得钱,这些机构全国连锁,在贫穷和工薪阶层社区几乎随处可见它们的宣传牌。当贫困者需要100美元时,就给高利贷者写一张120美元的支票,支票日期填为两周后。两周的利息高达20%,相当于一天1.428%,或者年息521%。

  当然,如果在发薪日贫困者的手头依旧很紧,高利贷者很高兴让他的贷款利滚利。在伊利诺伊州,州检查员发现,在所有的发薪日贷款业务中,利滚利的情况占77%,一般用户会延期续借10次,这就意味着他们支付的费用总计达到借款的两倍。而最终,他们可能还得向另外一个发薪日贷款人借钱来还第一家贷款人的钱。如此下去,周而复始。

  丽莎·布鲁克斯虽然没有陷入高利贷漩涡,但她同样遭遇着贫困的连锁不良反应。她住在破旧的公寓里,而这种处处霉菌、小虫、蟑螂的居住环境令她的孩子哮喘病加重。她两次打911急救电话,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医院。尽管丽莎每周要花97美元在家庭医疗保险上,但是保险公司拒绝支付救护车费用。而丽莎本身由于快要破产,也没办法立即付钱,于是这笔账记入她的信用报告,她的信用记录因此被抹黑。当她打算申请贷款买一辆拖车式活动屋,搬到像样一点的房子里时,她被拒绝了,因为她的信用记录显示了逾期还款的救护车账单。当她尝试买一辆上班用的更耐用的车子时,她也被拒绝了。别无他法,她只好到二手市场,买了一辆不好使的二手车,那里不查征信记录,但收了她15.747%的利息。

  可以想见的是,这辆二手车在恶劣的天气中常使她无法准时上班,晋升机会和赚钱能力受到影响。而她一家人也只好继续窝在破烂的房子里,孩子的哮喘病也无法得到有效治疗——贫穷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环加重一环,直至整个贫困结构形成。

  当穷人是一份全职工作

  和丽莎一样,每天也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车赶去工作的,还有克里斯蒂。她做的是这个劳动力紧缺的国家不可缺少的工作——在托儿中心照看孩子,这样他们的父母就可以去工作了。

  克里斯蒂每周能得到一张大约330美元的支票,因为收入低,所以她有资格领食品救济券和住房津贴,但是每次她的工资涨了一点,政府机构就会减少她的福利补助,她觉得工作换来的是惩罚。

  让克里斯蒂财政常常捉襟见肘的原因之一,是她的购物清单上会出现很多价格高昂、广告打得很响的零食、垃圾食品以及熟食,但你很难讲,这是她的错,毕竟像她这样工作繁忙的母亲,可以轻松地用熟食凑合做顿饭。比如,当她很累时,她可以把冷冻的牛肉饼或火鸡扔进烤箱。她还给她的孩子买了很多早餐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很早就要起床出门。

  克里斯蒂没有额外的钱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送到她工作的日托中心,暑假时,她把他们送到了“儿童群益会”,在那里,每个孩子象征性收费7美元。但是,该俱乐部对接送时间有严格规定——下午3点。周五除外,当天的接送时间是1点。某个周五,帮克里斯蒂带孩子的外婆忘了提早的接送时间,俱乐部没有电话通知她,而是开始计算时间并处以罚款,当外婆在晚了1个多小时后出现,每个孩子收费达80美元。克里斯蒂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笔钱,她的孩子因此不能继续呆在那里。

  和克里斯蒂一样,卡洛琳·佩恩也是典型的“穷忙族”。20世纪70年代,她在佛蒙特的工厂做塑料打火机和吉列剃须刀的盒子,每小时挣6美元。2000年,她在新罕布什尔的一家沃尔玛做摆货架和收银的工作,每小时挣6.8美元,只比20年前多0.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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