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读书生活(一)

2018-12-27 | 来源:联合日报

毛主席读书照

菊香书屋内毛主席的卧室


□潇文
  毛主席是人民领袖、历史伟人,雄才大略深受世人推崇,这一切都与其一生孜孜不倦、读书好学密不可分。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25周年纪念日,此刻,择取几则毛主席生前读书的故事以飨读者,同时表达对这位伟大导师、革命战略家的深切缅怀和无限敬仰。
  中南海丰泽园的主体建筑是颐年堂,沿颐年堂大厅东侧的长廊走到顶端,迎面是一座古松柏环抱的幽静四合院,院门两旁有清康熙帝题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过厅门楣正中镶嵌着“菊香书屋”匾额——这里就是毛主席的中南海故居。自1949年至1966年17年间,毛主席在此工作、生活和读书学习。院子的北房西侧和西厢房,是藏书室,里面矗立着一列列整齐的书柜,装满各类图书达1万余种、近10万余册。卧室内写字台、饭桌、茶几、床上、枕边,甚至卫生间的小方凳上,都摆放着翻开的书籍;床头紧靠墙壁又是一排排书架,一摞摞的书里几乎每一本都夹着记录和提示的字条。对比室内极其简陋老旧的陈设,这里可以说是书的海洋、知识的宝库,小院“书屋”之名,名副其实。毛主席逝世后,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多人组成的藏书整理小组,工作人员仅完成编制藏书目录,就用了整整3年时间。
  为较全面地概括毛主席的读书情况,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组织专家学者,历经7年时间,对毛主席圈阅批注和评论阐发的1242种著作材料,汇集编纂,于2013年12月出版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毛泽东读书集成》。该丛书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编,这是一套系统分类反映毛主席读书生活和读书方法的类书,向人们展示了毛主席壮阔宏大的读书场景。
  人们常说,书山有路,学海无涯。了解毛主席的读书生活,也是领略他山径阅览、泛海研读的华彩景致,真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在韶山纪念馆,陈列着少年毛泽东读过的《论语》《诗经》,封皮上有他稚嫩的亲笔签名。这是他一生留下的最早阅读痕迹。有关私塾时期的读书感受,1964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讲道:“读过孔夫子、五经四书,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辍学后,表兄文运昌向他推荐了郑观应讲西学新法的书《盛世危言》,由此开启了少年毛泽东放眼看世界的新视野,使得他了解了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应该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读书激起了他恢复学业的强烈愿望,随后于1910年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
  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从同学萧三处借阅了《世界英雄豪杰传》,认为中国也需要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这样的人物。在此后诸校的学习中,他以“读书要为天下奇”为目标,确立了一种近乎要阅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先后广泛涉猎了《老子》《庄子》《中庸》《大学》《尚书》《左传》《史记》《朱子语类》《昭明文选》等国学经典,并开列77种经史子集名著推荐给学友萧子升,认为要有学问,必须读完它们。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曾文正公家书》,直到他后来老师杨昌济所著《论语类钞》,以及国文老师袁仲谦特别推崇的《韩昌黎全集》等,都下苦功深读,这为毛泽东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6月在学校举办的作文大赛中,他的短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夺得头名,轰动全校。文章开篇立论:“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这是今天能够见到的毛泽东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仅500余字,班主任兼国文教员柳潜的批语却有150余字,他盛赞该文“实切社会立论”,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柳潜写毕评语破例给了满分,还转批给其他师生“传观”。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对该校刻板的教学极不满意。不久,柳潜借给他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116卷,他读得极认真且收获很大,发觉在校读书不如自学,遂断然退学,寄居长沙新安巷湘乡会馆,每天步行3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自学。
  半年自学间,他集中阅读西方著述,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一批名著: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这可以说是系统接受了一次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洗礼。
  后来在第一师范杨昌济的伦理课上,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是主修教材,该书约10万字,毛泽东读后在上面写了12000字的批语。他还依据书中论点,写了《心之力》的文章,阐释了“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的豪情壮志。杨先生给打了满分100分,此文当年在湖南一师被广为传诵和誊抄,盛极一时。
  从东山小学堂开始,毛泽东接触新学,在《新民丛报》第4号梁启超《论国家思想》一文处,毛泽东留下迄今所见其最早的阅读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这是他经过了短暂政治启蒙之后的最初政论表达。
  到了长沙,通过阅读思想界名刊《民立报》《甲寅》等,他感到维新言论已过时,转而追求孙中山同盟会革命主张。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毅然投笔从戎在起义新军中当兵半年,其间他把每月7元的军饷大多用来购买书籍和订阅报刊。他在《湘汉新闻》上第一次读到了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文章,知晓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内涵。
  进入湖南第一师范,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毛泽东阅读接触的新学著述大增。他不仅成为《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时事新报》等报刊的热心读者,并且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大名鼎鼎的《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所倡议“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誉满天下,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的报刊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文章并获得稿酬。
  湖南一师毕业后,青年毛泽东的职业理想有两个:教师和记者。然而,时代大潮却把他推向了追求人类崇高理想的社会运动之中。1918年4月14日,在毛泽东等组织领导下,新民学会在长沙蔡和森家中成立,随即以战斗的姿态登上中国历史舞台。这是毛泽东学生时代结束时的“杰作”,也是他开始革命实践的第一步。8月19日,毛泽东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在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大学得到了图书管理员助理的职位,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世界里恣意畅游,他如鱼得水,兴奋不已。在这里,他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邵飘萍、梁漱溟等文化名人和傅斯年、王光祈、邓中夏等进步青年,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制高点。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很受时任馆长、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器重,不仅拥有了获得新书刊新思想的便利,而且有了与李大钊等讨论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机会。在李大钊的引导下,毛泽东在北大旁听课程,进一步读书钻研,并且成为哲学会和新闻学会骨干。李大钊予以他“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美誉,而毛泽东则称李为其“真正的老师”。
  回到湖南,毛泽东和湖南学生联合会深感办一个政论刊物的重要性。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横空出世,主编毛泽东亲自撰写“创刊宣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该刊声名鹊起,一时洛阳纸贵。
  12月18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代表团”抵京,他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向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撤办张敬尧的要求,轰动京城。病重在床的杨昌济特地致信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之后,毛泽东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此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坦途。
  通过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密切接触,有关马克思主义论述的著作,越来越引发毛泽东的兴趣,他后来提到有3本书对他的影响很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些理论书籍促进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追求。后来,毛泽东在自传中曾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按:指1920年4月至7月),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李大钊的支持下,1920年9月9日,肩负着传播新文化和建党双重责任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在长沙潮宗街56号创办了文化书社。在创发文告中,他讲到书社的愿景就是“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当时身为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不仅亲笔为文化书社题写匾牌,而且,亲自到场为书社剪彩,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文化新闻。
  毛泽东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会成员均精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和第三国际等。他利用书社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通过率先阅读开列了3个“书之重要者”书目,推荐给读者,包括《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及《达尔文物种原始》、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等。他还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推荐湖南《大公报》转载上海《共产党》月刊刊出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等一批重要文章。
  1921年元旦期间,毛泽东、何叔衡等人邀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新年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学会的目的,包括读书的目的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去达成这个目的,主张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
  ——湘京两地的读书生活、李大钊等人的关怀指导、科学理论的熏陶、社会运动的实践,使得毛泽东在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中脱颖而出。1920年12月,毛泽东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次年7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佼佼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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