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真的需要“两个学校”吗

2018-03-07 | 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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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起床

  7:00出门

  9:00绘画

  11:00跆拳道

  13:00午餐

  14:00国学

  16:00钢琴六级

  18:00晚餐

  19:00英语培训

  20:00练习字帖

  22:00家庭作业

  0:00上床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出要“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资深业内专家表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的提法是“第一次”。

  中国基础教育负担过重,几乎成为全民痛点,也成为亟待破解的“民生短板”。是时候好好反思——我们的教育为何走进了“越减越重”的减负怪圈,校外培训机构为何能与基础教育互为“掎角之势”,因补课背负沉重经济负担的家长们为何难以自拔……

  面对畸重的教育,除了思考,我们还需要勇气和方法,卸下不该背负的重担,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轻装上阵,拥有更长远的未来。

  委员热议

  补习教育是“大产业”

  有老师年入200万元

  “我发现如今有两个教育系统:一个是公办、民办等学校组成的系统;另一个是补习学校,从补习数学、英语等课程到培训书法、钢琴等特长。补习学校如此盛行,我觉得有些不正常。”5日下午,政协无党派人士讨论会上,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委员快人快语。

  杜卫说,1日他来北京的路上,随机问了些人,这些人都说,如果孩子不上补习班,学习就跟不上了。“我一听以后,更加紧张了。这个情况,光靠一个教育主管部门来改革,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培训机构是工商注册的,这成了市场行为。”杜卫援引浙江当地的报道举例,一些培训老师的年收入已达200万元。

  “有些家长为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送孩子到补习班。有些家长为了图省事,把孩子送去补习。但严重的情况是,有些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到位,到另一个课堂,再收一笔钱,才能讲到位。所以,就出现了孩子不补习、学习跟不上等情况。”杜卫说。

  “孩子从星期一忙到星期日,从早晨忙到晚上。哪怕寒暑假,不少孩子从学校的课堂出来,又进了各色培训的课堂,孩子接触社会、家庭沟通、亲情培育等问题被忽略,他们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一定影响。”杜卫说。

  “这个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关系下一代成长,不能回避。虽然教育部门也下过不少文件来治理,但我认为一定要综合施策才行。”杜卫说。

  “补习教育现在是一个大产业,很多人想分一杯羹。”有委员接话。“如果不允许开补习班,它们会转变形式,转到地下或家里。这问题的根子还是升学标准过于单一。”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委员说。

  “补习热”的话题,随即掀起讨论高潮…… 据新华社一组数据

  我国中小学生写作业时长每天2.82小时是全球水平的近3倍

  2017年12月19日,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平台“阿凡题”发布《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报告显示,近3年时间,我国中小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长由3.03小时降低为2.82小时,但2017年的最新数据仍是全球水平的近3倍。同为亚洲国家,我国中小学生写作业时长是日本的3.7倍、韩国的4.8倍。

  就国内不同地区的情况而言,湖北黄冈和上海的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间最长,超过3个小时,并列全国第一。然而,三四线城市的学生写作业时长也正逐渐与北上广趋于一致。

  该报告还显示,近8成家长每天陪孩子写作业。学生年级越高,家长陪写作业的时间越长,有7%的高中生家长每天陪写作业超过4小时。陪写作业已成为中国家长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亲子关系的杀手,数据显示,有3/4家庭曾因写作业“开战”。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约1.42亿人,家长翻倍,要是算上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老师们,被裹挟进“作业”洪流中的成年人,称得上浩浩荡荡。

  此外,还有大量学生及家长掉进课外辅导培训的“泥沼”。中国教育学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尽管各地存在价格差异,但“补习家教费用”在家庭开支中的份额不断攀升已成普遍现象。而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有的家庭教育培训支出甚至已经占到家庭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综合《新京报》、《南方日报》等

  专家观点

  学校和课外补习机构应各司其职

  每逢周末全民补课,孩子和家长不在补课,就在去补课的路上。中小学生课外负担为何重?减负减得越多越好吗?减负究竟应该怎么减?

  中小学生课业压力和负担来自哪里?教育专家、西安交大韩城基础教育园区总校长刘鹏认为,由于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稀缺性,所以中考、高考明显是带有选拔的性质。但选拔性考试,必然带来应试教育。最常见的就是“双冷教学法”,即冷怂(陕西方言,意为“不停地”)地上课、冷怂地布置作业,除了课外作业多,家长还会积极主动地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寻找课外补习机构进行超纲、提前、应试强化授课和训练。

  减负喊了很多年,为何减不下去?刘鹏认为,现行的减负措施存在几个误区:第一,认为让学生早点放学就可以减负,事实上缩短在校时间,把学生推给社会、家庭,只能给家长带来更大的负担;第二,认为降低课本难度就能减负,事实上难的是试题;据此,有人认为降低考试难度就能减负,但事实上一份缺乏难度的试卷就会失去选拔考试的意义,甚至带来招生录取的严重混乱。

  那么应该如何帮助学生科学合理地减轻课业负担呢?刘鹏认为,一刀切式的机械性减负在实践中都会成为一纸空文,最合理的方法应该是:学校切实承担学生学习的主导责任,不能缺位;课外补习机构作为补充,承担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切忌越俎代庖。我们必须形成共同认知的是,民办补习机构不应承担教育的主体责任,家长应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孩子的学习状况合理选择,绝不要盲目跟风。追求素质教育与应试效果完美结合,才是大多数家长的理想。 华商报记者 雷婧

  落地调查

  揭秘西安课外培训暴利之下的野蛮生长

  十几年前,补课的大多是补差。如今,十个学生九个都在补课,差生补,中等生补课,学霸也在补。西安中小学学生课外培训负担越来越重,家长们也为高昂的培训费叫苦不迭。

  校外培训机构的魔力在哪里?它们野蛮生长的养分是如何汲取的?

  “小升初”催生的“奥数热”

  刘生玉的孩子现在读初一。孩子小学三年级时,班上有学生报了奥数班,他觉得孩子太小,拖着没报。刘生玉一次在和朋友聊天时,得知这名处长的孩子也在上奥数班。处长说,不上咋办?虽然升学的学校不愁找,但好学校从培训班招来学习优秀的孩子,自己孩子进校后差距明显,会自卑。

  孩子上四年级下半学期时,刘生玉给孩子报了奥数班。这个藏身友谊路的奥数班占据了三层楼10多个教室,以“××英语培训班”为幌子应付教育部门的检查。一学期下来,学费花了3200元,孩子排名仍靠后,刘生玉便把孩子转到另一个奥数培训班。“教得不错,关键是老师有路子。”一番打探后,刘生玉心动了,尽管一年学费1.6万多元。五年级结束后,老师问他,有专门针对五大名校的尖子班,费用接近翻番,上不上?看着一上奥数班就蔫不拉几的孩子,刘生玉拒绝了。

  小升初时,48个人的班,考上名校的有18个。熟悉的家长告诉刘生玉,都是奥数班用一套套真卷拼出来的。

  “现在只要孩子面临升学,就要去上培训班。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直至高考,都有相应的机构存在。”学生家长韩小平说,“存在即合理,说明大家有需求。”

  补习学校为名校“中高考”补差

  尽管三令五申,但小升初总有暗流涌动的“择校”,那些通过关系迈过的坎,在中学很可能依然面临问题。肖郁金女士的孩子在西安城南一所二类重点中学,一个50人的班,初二上学期测试孩子仍未摆脱全班后10名的名次。

  肖郁金说,老师长期对孩子白眼对待,让孩子丧失了自信。初二下学期,在其他学生家长的介绍下,她和丈夫联系了某补习学校,一学期2.5万。学校保留学籍,孩子一个月到学校去两次。

  “孩子在那里确实有进步”。肖郁金说,补习学校的学习、生活管理很严格,老师盯得紧,孩子只能专一学习,“这是原来的学校没有的,我觉得这是孩子进步的根本。”

  “补习学校为重点中学承担了后进生的培养,但名校升学率跟自己没关系,他们从中获取利益。”一家培训学校的校长杨政勇说。

  有补习学校名师月入8万元

  已经从某教育培训机构离职的陈兆林告诉记者,在这所培训学校里,培训老师按课时收费,一名特能干的数学名师曾一个月讲课收入8万元。当然,这不是常态。“2014年的时候,最好的老师一年能拿30多万,整个陕西学区有10多个。”

  关于培训老师的来源,陈兆林说,一部分是聘请当地学校的优秀老师兼职;一部分是招聘的大学生,这些老师没有教师资格证。培训学校通过人力资源把大学生招聘进来,进行培训后授课,根据学生及家长反馈进行考核。

  陈兆 林还 爆料了很多课外培训机构招揽生源的“伎俩”:组织免费教学,把学生家长的电话收集起来,给家长打电话;包装“名师”,以中考、高考押题命中率为宣传点,派名师讲课吸引学生报名,可报名后,名师就不见了,经常给孩子讲课的可能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前些年,培训学校的收费都是收据,没有正规发票。后来有了发票,也只有在家长要求的时候出具。培训机构涉嫌偷税漏税,一直被人诟病。

  培训机构充当择校热“经纪人”

  西安目前的课外培训市场,可以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来形容。一家培训机构负责人赵谦坦言,在煤炭不景气时,一些煤老板带着资本也进入到培训领域。这一阶段,办培训班的有银行职员,有做生意的各色人等。政府的社会培训力量,比如一些青少年活动场所也参与到课外培训机构。“因为这个行业有利可图,而且是暴利。”赵谦说。

  赵谦说,上世纪90年代末,西安课外培训市场初步兴起时,针对的是班级里的差生。那时办培训班的,基本都是学校退休老教师,属于教师办学。当时在学校上一节课1元钱课时费,如果代副课只有7毛钱,但在培训班代课两个小时80元。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一些交给地方的国企子校、高校附属学校和民办学校开始兴起。一批从公办学校退休的名校长、名老师进入民办学校,成为办学主力。2008年后,民办学校开始脱颖而出。这期间,课外培训市场上的奥数热逐步升温,培训机构开始充当择校热的“经纪人”。课外培训从学校教育的补充成为一种刚需,培训机构学生分层明显,有专门接收五大名校学生的超尖班。

  目前,国家四部委联手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我们期待,校外培训机构“野蛮生长”的状态能得到有效遏制。(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华商报记者 石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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