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五大臣出洋内幕

2018-06-21 | 来源:团结报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颁布了派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谕。同月27日,又加派绍英随同出洋考察。

出洋考察是满汉重臣们的“共识”

1964年4月,李宗侗所撰《五大臣出洋与北京第一颗炸弹》在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四期)刊出,文中谈及此事缘起及徐世昌入选五大臣的由来,即所谓五大臣出洋的内幕,据称:

“这件事在表面看来,似乎清政府颇有立宪的诚意,但若知其内幕,只是由于军机中的内争而起,或者简单地说起来,是其中的庆亲王奕劻与瞿子玖丈鸿禨的暗斗。在军机中,奕劻专政,受贿巨万,子玖不太听他的话,所以对子玖极不满,必欲去之而后快,乃商于袁慰亭世凯,中间奔走者是徐菊人丈世昌。于是袁徐商妥为预备立宪,必须先派大员往各国考察其立宪的方法以为根据,目的所派大员中有瞿子玖,以便借题目挤他出军机。当时子玖兼外务部尚书,自辛丑以后就办理外交,所以派他去是顺理成章的。这种意见由徐菊人在军机中提出,奕劻已先说妥,当然赞同,但子玖亦心知其用意在于排挤他,就说:吾老了,不能远涉重洋,这当由年轻的人去做。徐菊人既提出这意见,而在军机中又最年轻,不得不告奋勇请行,这就是五大臣出洋的内幕,清廷又何尝存立宪的诚意!”

李宗侗的家世十分特殊,其祖父李鸿藻、外祖父张之万均为晚清名臣,叔父李石曾与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并称国民党“四老”。他的这一说法来自其父李焜瀛(符曾)口述。由于李宗侗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之文中特别强调其父过人的记忆力和他与袁世凯、徐世昌、瞿鸿禨等人的密切关系(李焜瀛还曾作为随员陪伴五大臣出洋考察),上述说法颇受学者们的重视,曾被一些相关论著广为征引(如沈云龙著《徐世昌传》、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等)。

从历史背景来看,五大臣出洋一事或掺杂着奕劻、袁世凯与瞿鸿禨之间的争斗,但若将事情完全归因于此,似有失简单。而更为接近历史事实的是,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可以说是清季思想相对开通的满汉重臣们的某种“共识”,袁世凯、瞿鸿禨、张之洞等人均有这方面的主张。至于五大臣人选的确定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徐世昌入选似非其弄巧成拙、作茧自缚的结果。

奕劻最早提出政治考察

关于五大臣人选的确定经过,李细珠曾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稿》对这一问题做过深入探讨。据黄绍箕致张之洞的函电,内议首先确定派遣载振、张百熙、瞿鸿禨、端方四人,后因载振“面奏其父与瞿均在政府,出与外人相接,将来遇事恐有为难之处”,张百熙则以晕船为借口推辞,因此改派徐世昌和戴鸿慈,“徐以资浅得之,戴则临时拉入者;或云戴与端皆以条陈东三省事称旨,故具选”。吴敬修在给张之洞的函电中则称,据其从鹿传霖和瞿鸿禨处了解到,最初拟派人选为载振、张百熙和瞿鸿禨,“振不愿往,张以晕船辞,瞿因本初(袁世凯)愿徐(世昌)往,乐得推让”。至于添派绍英,则是“专为泽公(载泽)而设,绍系泽舅,又为邸(奕劻)戚”。除了这些函电,潘崇还结合《大公报》《时报》的相关报道,对这一问题作过较为全面的探讨。

不管是黄、吴的函电,还是媒体报道,均与李宗侗所述情况有较大出入。当然,这些“旁观者”的函电及媒体报道均属相对外围的材料,相比之下,直接参与决策的军机大臣们在日记中的相关记载更具说服力。1905年7月,在商讨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问题时,军机大臣共有奕劻、鹿传霖、瞿鸿禨、荣庆、徐世昌五人(铁良于该年8月26日始入军机,已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命令发布之后)。除奕劻之外,其他四人均有日记传世。其中,鹿传霖、瞿鸿禨两人的日记留存不多。河北省博物馆保存有两册鹿传霖的日记,其中甲册始记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初十日至十一月初七日止,中缺九月廿五日至十月初七日一段,乙册始记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止。瞿鸿禨留存的《使豫日记使闽日记》,亦未见与此事相关的记载。荣庆、徐世昌两人的日记则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他们在日记中关于五大臣出洋一事的零星记载,成为探究此事的重要线索。

据《荣庆日记》载:1905年6月30日,“入值,有王相(王文韶)开军机优旨,徐世昌学习行走旨,顺王补都统旨。”7月4日,“入值,邸(奕劻)商派员考察政治事。”7月9日,“入值,商遣使考察政治,邸以贱名闻,谊不敢辞。”7月16日,“卯入值,派泽公、戴少怀(戴鸿慈)、徐菊人、端午桥(端方)分赴东西洋考察。”从这些内容看,6月30日,王文韶因年老退出军机,与奕劻关系极为密切的徐世昌开始进入军机处。仅隔数日,7月4日军机处便着手商讨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议题。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或许与李宗侗所言“军机中的内争”有关,但从前引荣庆日记中的记载看,最早提出这个议题的是奕劻而非徐世昌。7月9日军机处再次讨论此事时,奕劻所提的人选是荣庆而非徐世昌。荣庆自称“谊不敢辞”,但16日最终公布的名单里却没有他,为何如此则未见其在日记中作何说明(《荣庆日记》该年7月10、11日原缺)。

荣庆退出徐世昌补选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据未刊整理稿)逐日记载了这一时期他的活动情况。据载,1905年6月30日,“湖上由电话来馆,本日蒙恩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巳刻到练兵处。午刻回寓料理上湖,吴向之代拟谢恩折稿。到挂甲屯华卿(荣庆)宅。晤宝臣(铁良),同谒邸堂(奕劻),同访玖老(瞿鸿禨)……时事艰难,任钜责重,渥荷天恩,虑无以仰赞圣谟,不胜惶悚。”此后一段时期里,徐世昌每日均到军机处办公。7月4日、9日,军机处讨论遣使出洋考察政治问题时,他都在现场参与决策,但日记中他完全未记具体所讨论的问题及其个人看法。仅在7月16日上谕公布后,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奉旨派赴各国考查政治,又蒙派万寿入座听戏。回寓,会客,办公。午后会客甚多,兵部司员来回公事、画稿,练兵处正、副使亦来商公事。宝臣亦来久谈,晚饭后去,一日忙甚。”

徐世昌是晚清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亲历者,但在其日记中很难看到关键细节的记载,这是他日记记事的风格所决定(有如记流水账,较少流露个人喜欢哀乐),不无遗憾之处。不过,连续浏览在此前后数月的日记,仍能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从徐世昌日记所载内容看,自1905年6月12日在天津与袁世凯面谈后至该年11月10日,近5个月时间里徐、袁两人未曾谋面(与袁世凯会面情况,徐世昌几乎是每见必记,这5个月左右的日记里没有留下任何两人会面的记载)。这一时期徐世昌在北京,袁世凯在天津,对于联手排挤瞿鸿禨如此重要的事情,若要居中联络,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面谈。从当时的交通条件看,京津之间往来并非难事。因此,李宗侗所谓围绕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一事徐世昌在奕劻、袁世凯之间“奔走”联络这一情节颇值得怀疑。从日记中还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徐世昌对瞿鸿禨仍颇为敬重,日记中凡提及瞿氏之处,多称“子玖前辈”、“玖老”,只有少数地方称“瞿子玖”。如果徐世昌此时真的与奕劻、袁世凯联手处心积虑要将瞿鸿禨排挤出军机处,他似乎没有必要在私密性较高的日记中还一再对瞿氏如此尊称。

此外,当时在位的五个军机大臣中,资历最浅的是徐世昌,因刚入军机不久,尚处于“学习行走”阶段(1906年1月9日徐世昌才“补授军机大臣”,去掉“学习”二字)。不过,当时年纪最轻的却是荣庆(1859年生),说徐世昌(1855年生)在五位军机大臣中最年轻亦与事实不符。综合这些因素看,李宗侗所谈“五大臣出洋内幕”提示在考察此事缘起时应注意军机大臣之间的人事纠葛,从这一点看自有其独到价值,不过其中不少细节均颇值得怀疑,引用时应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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