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读书生活(五)

2019-01-21 | 来源:联合日报

一九七二年二月,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


一九七二年九月,毛主席赠送田中角荣《楚辞集注》


□潇文
  “在中外大政治家中,像毛泽东那样在惊涛骇浪的征途中行走一生,又在广博无垠的书海里游弋一生的人物,并不多见;像他那样不仅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物,更属罕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读书、革命、写作——是毛主席三位一体的人生经历,辉煌的征程使他达到了崇高的理想境界。

  全国解放后,读书条件和环境都好起来了。毛主席就提出,要把解放前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置起来。在秘书田家英等人的努力下,为毛主席建立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个人藏书室。除马列经典著作之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万有书库》《四部备要》《永乐大典》以及各种翻译版本的世界名著等,都已基本配齐。尽管如此,这仍不能满足毛主席的读书需要,他经常让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各大图书馆代他借书。1958年夏,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特意为毛主席办理了一个,并将其借书证编为第1号。
  毛主席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读书从不盲从,往往在肯定作者正确观点的同时,指出其谬误所在。例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出其不意得到成功无非是一种侥幸,理论上人们也不能对此有所非难,因为战争就是一种赌博,它是不能排除冒险的。”毛主席则明确反对把革命战争视为赌博,指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一切不经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彻底扫除干净”。毛主席在谈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亦是如此,他从当时中国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大胆提出了与斯大林不同的观点;他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一书中还特别批注“不必抄斯大林”。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主席阅读西方政要的著作渐渐多起来,这与他关注东西方冷战格局及其变化、开始考虑调整国际战略有关。1958年10月,美国心理学家哈里、波娜罗·奥佛斯特里特夫妇出版《关于共产主义我们必须知道些什么》一书,杜勒斯临死前将此书推荐给艾森豪威尔。两个月后,毛主席读到中联部有关此书译稿后高度警觉,立即批示:“各同志阅,退毛。”他提醒中央领导层关注此事动态。
  毛主席读戴高乐退隐在法国东部科隆贝双教堂村撰写的《战争回忆录》,从中掌握了戴高乐的政治取向、民族主义意识和对英美的态度。1957年11月,毛主席访苏时,对赫鲁晓夫说戴高乐明年会上台,但赫氏不相信,法国共产党闻讯更不相信。戴高乐当选总统和就任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证明毛主席的预判是完全正确的。
  1960年1月,英国前首相艾登的回忆录发表,毛主席当时正在外地集中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立刻让人找来《艾登回忆录》中译本阅读,随后他对阅读小组人员讲,书中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退役后于1960年出版的《音调不定的号角》轰动一时,肯尼迪当选总统后,立即采用泰勒提出的“灵活反应战略”作为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毛主席仔细阅读了这部书,他在1963年7月会见古巴代表团时指出:泰勒在朝鲜和我们打过仗,他写的《音调不定的号角》,大家有机会最好看看。在这本书里,他批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过去不重视常规武器战争。
  毛主席在与外国政治家和友好人士会见时,常以读书为话题,加强彼此沟通,深入探讨世界形势和国家关系。1960年5月27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拜会毛主席说:“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毛主席笑答:“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秘书林克回忆两人交流时情景:毛主席“谈起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其熟悉的程度令人惊讶”。客人走后,毛主席马上要来世界知识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翻阅,书中“未来的斗争已经转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观点引起毛主席极大兴趣,他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读,并说“很有意思,必读之书”。
  集中研读世界大国领导者的著述,并与其中一部分人深入交流,注意西方各国的内部矛盾及对华不同态度,毛主席洞察世界大势,逐步形成了“一条线”“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战略理论。正是在这个思想体系的指导下,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并打开了与美国为首西方各大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与中国建交高潮。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当天与毛主席会见时的情景:“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座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的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卸任的尼克松在建造自己的个人图书馆时,特意在陈列室内放置了10尊同真人一样大小的世界政治人物雕像。这些是尼克松最为钦佩的时代领导者。其中,坐在最前排的是身着中山装、脚穿圆口布鞋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他们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由此可见毛主席、周总理在尼克松心中的地位。尼克松去世后,在他的葬礼上,前排摆满了红色的鲜花——尼克松的女儿朱莉说,这些红花代表着中国,代表着父亲那段不寻常的经历。
  中美关系的改变震动了世界,尤其极大刺激了日本。1972年9月25日,刚刚上任一个月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来华访问,这一天成为中日关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在欢迎晚宴上,田中致辞将日本侵华说成“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日语:ご迷惑をかける),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次日会谈,周恩来严肃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反省,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烦’这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绝不可以说是‘添麻烦’。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称作‘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面意思很轻。”田中解释说:“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会再犯、请求原谅之意。”
  27日晚,毛主席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毛主席问田中:“你们吵了架吗?那个‘增添麻烦’的问题解决了吗?”田中急忙解释:“我们准备按中方的习惯改。”毛主席微笑着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所以,我们一直听说日中交往的历史有两千多年。”田中接着说道。
  会谈中,毛主席谈笑风生,魅力四射。田中由衷地说:“看来,主席身体很健康,今天能见到主席很荣幸!”“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毛主席笑着说。周恩来指指书架,关切地说:“主席每天读很多文件,还有这么多书。”
  田中随着周恩来的手势扫视摆满各种书籍的书架,无限感慨地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再借口忙而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一提到书,毛主席显得很兴奋:“我是中了书毒了,离不开书。”他指着书房里堆积如山的书籍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你看,这是《稼轩》,那是《楚辞》。”他随手拿起放在桌上的六卷本线装宋版《楚辞集注》递给田中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送给你!”田中惊喜不已,连忙接过书,向毛主席深深鞠躬说:“非常感谢,谢谢毛主席。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祝您身体健康。”
  这场会见看似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然而田中回到住所后,却突然鼻血狂流不止。他告诉自己的私人医生是压力太大,此事万不可让记者们获悉。
  其实,毛主席送给田中角荣的《楚辞集注》,其中《九辩》篇有这样一句话——“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译为:慷慨决绝啊实在不能,一片纷乱啊心惑神迷),这是“迷惑”一词在汉语里的源头。而日语中尽管同样有写为“迷惑”两个汉字的词汇,但词义却与汉语中的意思迥然不同。毛主席通过赠书并以书中所记“迷惑”一词的本源,来引导日本人要追根溯源、依从正道。由此可见我们老一代政治家高超的外交智慧和对中华古籍的深邃把握。
  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来中国访问时,送给毛主席一张达尔文的照片(背面有达尔文的签名和达尔文自己写的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的其他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还有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由达尔文后人提供。毛主席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希思说:“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毛主席点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ley(赫胥黎)。”希思点头称道:“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主席赞佩达尔文的著作为世人所知,不仅是由于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传播。毛主席在自己的著作和谈话中,多次提及达尔文和进化论,予以高度评价。 
  毛主席以其博大精深的学识素养,在外国领导者面前纵论天下大事,豪情满怀、酣畅淋漓,赢得了生前身后人们的深深钦佩和崇敬。这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大诗人,向全世界展示了大国领袖的迷人风采。
  毛主席在学生时代的《讲堂录》中有一句警言:“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万恶之源。”他在延安时说过:“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注:农历一年360天)。”根据后来为毛主席管理图书的徐中远记录,1976年离世前,毛主席要了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至三卷)等一系列著作,8月26日要了南宋端明殿学士洪迈著《容斋随笔》。9月8日,毛主席生命垂危,中央领导、工作人员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经全力抢救,毛主席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即使如此,每当他苏醒过来,还要看书,其间共阅读11次,计2小时50分。工作人员曾为他代读《容斋随笔》37分钟。午后他醒来,想要一本书,但语言含糊,声音微弱,大家都不明白说的是什么。他示意拿来纸和笔,用颤动的手在纸上写下“三”字,然后又用手敲敲木制床头。秘书猜出他是要日本首相“三木”的书,马上取来日本芳贺绥等人写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见》中译本,毛主席点头露出满意神态,他是想了解当时日本大选的进程及时任首相三木武夫的政策走向,以应对中日关系未来变化。工作人员托着这本书,毛主席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了。
  毛主席最后一次阅读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小时后便与世长辞了。这样的情景很感人,“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这位可敬的伟人,几乎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最后时刻,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
  毛主席读书,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他泓涵演迤,学问渊博精深,一生与书结缘;他是爱书之人、读书之人、用书之人、著书之人;读书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于,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一生为全中国全世界亿万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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