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楼的红色记忆

2019-04-15 | 来源:联合网



毛泽东在校订《毛泽东选集》

□余玮
  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国务千头万绪,朝鲜战场激战正酣。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却选择离开北京休假,并且一休就是近两个月。
  言及毛泽东的休假,想到的肯定是在河北北戴河、武汉东湖、杭州刘庄的休养生活。然而,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离京休假选择在“开国第一城”石家庄。
  小白楼,曾是石家庄解放之初最高级别的军事禁区,如今鲜有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日理万机的大国领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离开京城来僻静的这里?在小白楼“工作狂”般地伏案工作又做了些什么?工作人员眼中的他每天忙于选稿编目、修改文章、撰写题解注释,这些到底是什么?
找个地方“下乡休息”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入朝参战的第34天壮烈牺牲。他是毛泽东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的第六位亲人,为了保证主席的身体健康,党中央曾经有意对他隐瞒此噩耗一段时间。1951年1月2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局得到基本扭转之后,周恩来才决定将志愿军司令部1950年11月25日关于毛岸英牺牲情况的电报送给毛泽东看。
  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负责安排毛泽东的日常工作和出行日程。《杨尚昆日记》里有这么一段:“主席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此时(毛泽东)流露有下乡休息之意”。据警卫战士陈长江接受采访时回忆:“汪东兴提出了天津、张家口、石家庄这3个地方,主席最后选择去石家庄,说在休养期间专心修改《毛泽东选集》1—3卷。”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就出版了几种毛泽东著作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的分散环境,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体例庞杂,多有错误,而且都未经毛泽东本人审阅。随着中国革命迅速走向全国胜利,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间,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武装思想,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
  时任中办行政处副处长的田畴先期抵达石家庄,与石家庄市副市长臧伯平一起为主席“号房子”。保育院西与胜利公园(今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相邻,南与一座灰白颜色的二层小楼相接。这座小楼原是日本三菱银行石门筹建处旧址。日本投降后这座小楼也被封存了起来,人称“小白楼”。按照毛泽东“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这3条标准,主管毛泽东安全保卫工作的汪东兴最后选中了石家庄西郊的这所保育院(与小白楼同属隔开的一个院落,统称“小白楼”)。这里环境优美宁静,空气新鲜宜人,是从事编辑工作的理想之地,毛泽东表示满意。当时,石家庄天气还比较寒冷,田畴临时安排安装了暖气。
  陈长江直至晚年还记得,当时,自己被分配到警卫师1团1营1连2排5班不久。“1951年2月28日接近黄昏的时候,我们警卫、医生等随主席从清华园乘专列去石家庄的,同行的还有主席的3位‘笔杆子’——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仅我们警卫一连就去了四五十人。”在陈长江印象中,当时的“小白楼”和保育院周围还十分荒凉,举目皆是老百姓的庄稼和菜地。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二次离开北京(第一次是去苏联访问),也是陈长江第一次随毛泽东出差。
彻夜明亮的灯光
  毛泽东入住后,与石家庄保育院一墙之隔的小白楼成了警卫值班室和电话总机房。小白楼与保育院的平房院落,中间有一道短墙相隔,将整个院落隔成了南北两个小院,但一般统称为“小白楼”。毛泽东住在北院,他的房间在保育院进门向左,穿过长长的走廊,中间是他的办公室,办公室中间摆着宽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左侧是为毛泽东准备的可躺可靠的躺沙发。他的办公桌上、床铺一侧摆的都是书籍、文件。警卫战士陈长江晚年记得,主席办公室的墙上还挂有朝鲜战争作战地图,表面上他是在这里“休养”,其实还经常研究、指导朝鲜战争。
  毛泽东在小白楼的作息时间同在北京时一样,一般早上8时左右睡下,下午三四点起床,然后工作。入夜,万籁俱寂,只有他办公室的灯光彻夜明亮。“毛选”的编辑工作,从头到尾都是毛泽东亲自做。在青砖红瓦房中,他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属于内容方面的。毛泽东选稿极为严格,许多原来认为不太满意的文稿虽几经修改,反复审阅,但最后还是未能入选。在审定过的文稿中有30多篇批上了“此件不用”“此件不收”“此文不收”“不用”“不收”等字样。
  据有关学者查阅建国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经过比较发现,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毛泽东选集》和建国前出版的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毛泽东将原文中的一些“与”字改成了“和”字。例如,1948年5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共收入61篇文章,毛泽东将其中46篇选编入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并亲自修改了29篇文章的标题。其中,8篇原文标题中的“与”字改为“和”字。毛泽东认为“与”具有比较强的文言文色彩,因此不主张用这个字,而主张用“和”字。
  毛泽东对语言文字的使用要求十分严格。他认为语言文字应力求将思想表达得准确。这是他在校阅“毛选”文稿时所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他提议要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根据他的建议,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了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这个指示稿,在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根据编辑“毛选”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做了许多重要的修改。《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发了社论。“毛选”中收入的每篇文章,毛泽东在校阅过程中都字斟句酌。有时哪怕是一个意思相近的字,他都反复琢磨,考虑用哪个更能把思想意思表达得准确些。
  收入“毛选”的著作,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仅有少数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又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毛泽东曾说:“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
  有关篇目是否收入“毛选”,毛泽东自己是经过反复琢磨的。有些文章,他甚至改拟了标题,写了题解,但最后考虑再三还是割爱了,未能选入。如《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讲演词》最初就曾考虑选入第三卷,毛泽东曾将标题改拟为《反对吃摩擦饭》,并撰写了题解:“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业和工业产品展览会上所作的讲演。”再如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也曾考虑选入,后来毛泽东审定时写上“此件不收”。个别文章,如《调查工作》(后毛泽东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虽然毛泽东特别钟爱,但因当时没找到文稿,未能收入第一版,毛泽东本人也极感遗憾。
“休养”中的运筹帷幄
  警卫战士陈长江注意到,毛泽东名曰在外地“休养”,但他并没有从繁忙的工作中摆脱出来。除了编“毛选”,毛泽东每天都要处理送来的大量来信、电文、密件,有时还和从外地赶来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商议国家大事,在石家庄还接见过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等外国客人。工作告一段落之后,他常到院中散步,或与身边的工作人员玩玩扑克和麻将,有时还对着空旷的院子唱几句京剧和湖南花鼓戏,以此来调整或纾解自己的情绪。
  毛泽东在石家庄“休养”期间,正值进行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他身在石家庄,却时刻注意着朝鲜战局的一举一动。3月1日,他明确提出入朝持久战的思想,在给志愿军的指示中说:“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4月9日,他致电彭德怀:“我尚在休养,对朝鲜战况不甚清楚,请将你对敌情的估计和我方企图撮要见告。”
  此外,毛泽东还一直关注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等。他在石家庄多次写信指示中央办公厅“将镇反工作的重要材料随时送给我”,要求“凡各地镇反电报及综合报告,均请送我。此外,其他电报,你认为值得看的,也请清出送我”。毛泽东还去信要求各大中城市都向中央做一个镇反工作报告。
  工作是紧张的,毛泽东的兴致一天比一天好,丧子之痛在时光流逝中也在慢慢消解。一天下午,毛泽东一觉醒来,在院子里转了几圈,蓦然望见了远处逶迤的群山。他好像被什么事物吸引住似的,连忙招呼警卫人员,说想到野外散步。于是,3辆轿车便从住所出发,沿着石家庄至获鹿(今鹿泉)的公路一直向西郊的抱犊寨方向驶去……在陈长江印象中,毛泽东在石家庄的外出只有这一次。陈长江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主席一般散步,最多也就是在邻近的胜利公园走走,那里当时正在建烈士陵园。”
  4月27日下午,毛泽东结束在石家庄的“休养”,乘火车回到北京。这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首印106.6万册。1952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这3卷包括了毛泽东从1925年12月到1945年8月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们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毛泽东选集》前3卷出版后,毛泽东非常重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由于国事繁忙,第四卷延迟到1960年才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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