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一场从文化启蒙到思想革命的变迁

2019-05-02 | 来源:《联合日报》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

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功绩,就在于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五四先驱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高高擎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它又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冲决思想禁锢,追赶先进潮流,贯穿于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整个进程。

100年来,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五四精神,历经一代代人传承、发扬与积淀,早已融入民族血液,成为民族复兴之路上的重要精神支柱。

  一百年前,五四运动爆发。这场发生于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不仅与新文化运动有着深刻的思想与文化关联,还扭转了新文化运动的走向,最终引领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启蒙走向思想革命。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界游街大会被拘留的北京高师爱国学生七日返校时情景。

中国的“启蒙运动”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5年,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的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发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提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呼吁革新思想文化,引领文学革命运动,号称中国的“启蒙运动”。
  彻底驱散封建余魂,启民主共和之蒙,是当时的首要任务。新文化运动之前,资产阶级发动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延续2200多年的封建帝制,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了共和制的民国,然而,盘踞在故宫里的末代皇帝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帝王梦依然印刻在袁世凯等政治寡头的脑海中。蔡元培、陈独秀等许多知识分子感到“中国仍有许许多多的袁世凯在思想、演讲和活动”,看来,反对儒家和孔教是当时最重要的思想任务。以现代社会是个人主义社会的理论为指要,陈独秀批驳孔教迂腐不堪,不合时宜。作为《新青年》的主将,吴虞写有《吃人的礼教》《非孝》《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系列爆文,犀利批判旧礼教和儒家学说。当然,反孔最有攻击性、最激烈的“大拿”当属鲁迅,他对儒家的伦理批判吸粉无数,一时风光无两。
  新文化运动还提倡“文学革命”,直指儒家和孔教的语言载体文言文,并将之斥为“旧文学”,新旧对比以示封建保守与现代开放之别。陈独秀、鲁迅、胡适和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认为,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是阻碍国人觉醒、造成民族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封建主义思想的传播教化,又无不经过封建旧文学的作用,故反对封建主义就必须反对旧文学。这种文学革命,就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个人的、自由的、审美的文学内容代替“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胡适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发表相当于“文学革命”宣言的文章,名字叫作《文学改良刍议》,就是因为受同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人强烈反对“文学革命”一词而改为“改良”的,不过文章的主张却是火药味十足的革命味儿。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引起了一批著名知识分子的共鸣,最早给予文学革命主张支持的是章太炎弟子、北大教授钱玄同。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信中,将旧文学斥之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把矛头直指从清末以来把持文坛的桐城派、文选派和江西诗派这三大旧文学流派。在文学革命的实践中,提倡白话文写作的知识分子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人文的思想以新文学的形式展现出来,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本质上相同,因此这场文学革命还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新文化运动的原始出发点,本来是要改造中国社会,根本在于文化的改造。新文化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实际上起初并不愿意涉足政治。然而1919年的巴黎和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不公正处理,成为新文化运动陡然转向政治的直接起因。最终,新文化运动从启蒙走向了救亡,救国成为了主轴。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正文

救亡压倒启蒙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中国国内,北洋元老徐世昌被军阀段祺瑞扶上了政府大总统的宝座。一战期间,英法为鼓动中国参战,允诺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给予中国五个会议席位,以大国相待。战争结束,中国成了战胜国,“公理战胜,强权失败”成了当时的“网红语”。既然战争胜利,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收复丧权辱国诸权益上指日可待。当时知识分子乐观相信,凭借这次会议可以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归还帝国主义在中国山东强行攫取的各项权利。而且,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解决战争善后问题的公开条约、航海自由、公道处理殖民地问题、国无大小一律平等的“十四点”原则,获得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天真期待,连并不亲美的陈独秀也称赞威尔逊“都说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这些幻想在1919年1月18日凡尔赛和会召开后就逐渐破灭。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团全权代表传回消息,说是战争期间英、法、意与日本签订了秘密协定,保证战争结束后,“支持日本有关德国在山东权利的处理的主张”,日本将取代德国在中国的地位。
  1919年4月30日,被称为“神圣三位一体”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在“四人会议”(意大利总理亦参会)上秘密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还将之写进《凡尔赛和约》。
  巴黎和会将中国山东从德国转给日本的消息,激怒了中国民众,失望愤怒的情绪尤其在学生群体中蔓延。5月3日晚,北京的诸多学子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北大学生高君宇、许德珩得到政府已密令我国代表可以在山东条款上签字的消息后,召集北大和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政法礼堂开会。会上,《国民》杂志顾问邵飘萍向在座学生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经过,振臂疾呼,号召同学们起来抗争。以前把新文化运动作为主要奋斗目标的社团,如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这时候都风头转向,开始将关注焦点集聚在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上。学生所具有的群集特性和对外界事物的敏感性,对巴黎和会的沮丧与愤慨以及对政府长期屈从日本淫威的不满,成为五四游行示威的情绪出口。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游行示威。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平签字”“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但是,学生的爱国行为遭到了北京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大批学生遭到逮捕。五四运动的中心,也由学生的聚集中心地北京转向工人聚集的中心地上海。五四运动随之超出知识分子这一狭小的范围,形成了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国规模性群众性爱国救亡运动,并促进了各种救亡政治思想的传播。

1917年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的手稿。

主义万花筒

  众所周知,中国人学习西方自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了。林则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更是吹响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时代最强音,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等物质文明,成为此后中国人重点学习的对象。这种学习模式在洋务运动达到高潮,但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宣告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及至戊戌变法,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学习西方要由表及里,由外到内,由物质而到思想,所以大举输入西方思想。而到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更是西方制度文化在中国的初步实践。
  五四运动爆发时期,为挽救民族于水火,对外争取独立,对内赢得富强,各各种思想大批涌入,形形色色,鱼龙混杂。这些思想中既有洛克、斯密、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也有尼采、帕格森、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启蒙和后启蒙思想家的学说。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构成了五四运动的思想源泉,更增添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名实。这些内容各异的思想中,在当时大行其道的当属无政府主义和实用主义。
  无政府主义盛行于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1907年,刘师培受章太炎等邀请,东渡日本,在日本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归国后,刘师培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实行无政府主义,鼓吹女权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中国国内的思想界影响甚大,对中国的民主革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实用主义是美国实用哲学大师杜威创建,流行于20世纪初期。他提出“经验就是生活”,认为凡是能成功地适应环境的经验,凡是有用的理论,就是真理。因此,他的理论又被称为“实验主义”或“工具主义”。杜威的这套哲学思想对教育领域影响很大,提出 “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因此,在杜威哲学理论的指导下,美国教育界掀起教育改革运动,这一运动又迅速波及欧亚各国,从而在全世界兴起新教育革命浪潮。在国际教育改革运动的影响下,中国教育界荡起阵阵涟漪。民国初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就以“实利主义” 的译名将实用主义介绍给中国学界。其后,杜威的得意弟子胡适,将之翻译为“实验主义”,在中国大力宣扬,声称“杜威为今日美洲第一哲学家”,“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而 1919年杜威访华讲学,更促使中国掀起了教育改革的高潮。
  另外,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也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理论。
  可以说,五四运动前夕西方各种思潮蜂拥而至,荡起波浪涟涟。但随着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斡旋的落败,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走上了反帝的道路,并联系俄国十月革命,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组成救国十人团,在街头演讲山东问题的细节,号召人们购买国货,抵制日货。

觉醒新纪元

  如前所述,各类西方思潮趁着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扎根发芽。当然,经过历史和人民的筛选,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其中最适宜中国土壤且茁壮成长的,当属德国人马克思所创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
  反动的军阀政客把马克思主义视作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一再下令严防查禁。早在1919年9月,北洋军阀段祺瑞就曾以边防督办的名义,向所属发出训令,说“过激党列宁一派,注目中国,欲使投入旋涡,曾以支那语之印刷物配布于中国及中亚西亚,自应严密查禁”。在东北的日本军警,还逮捕了旅俄华工,说他们带来了过激思想和鼓吹社会主义。北洋政府还查扣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各类书刊,被查扣的种类高达83种之多。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同时,在新文化运动阵营内和中国思想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交锋,展开论争。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撰文,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许多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在这个斗争过程中,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开始在思想和认识上觉醒,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强大力量,认识到这个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五四运动以后,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1920年五一,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五一历史》传单,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十月革命的成功,更是为处于迷茫时期的国人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在这种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传入到了中国,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也促使中国历史彻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者崔华杰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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