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缘何能走出174名院士

2019-05-25 | 来源:联合日报

  西南联大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仅存在8年。8000多名毕业生中,产生2位诺贝尔奖得主、174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学者。

  取得如此成就,除管理制度科学与师资力量一流外,也得益于战时的教育政策。

西南联大校门口


不破坏正常的教育体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界围绕战时教育问题,有过诸多讨论。

  有人主张战时应暂停大学教育或增设军事课程,一切为抗战服务。大多数人的共识,则是维持原有教育体系。

  如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认为:“不但大学不能停办,就是义务教育也不能停办……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民族的生命不能中断,所以文化也不能中断。”后来挂名西南联大校务委员的胡适也多次说:“国家教育,似仍宜为国家打长久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国防教育,非特殊而是常态的教育。”

  受此种舆论氛围影响,蒋介石在1939年就教育问题发表训词,强调:“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抗战)一方面是争取生存,一方面就是要在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看到战后。”

  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后,也重申:“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

  至此,“战时应作平时看”成为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

  自1937年至1945年,中国的大专院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从战前的108所增加到145所,在校学生总数也多了一倍,很多学校建起了研究所。时人评价,大后方这几年间“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

不吝啬对师生的补助 

  国民政府战前主要财政来源为关税、盐税和统税。东南大片领土沦陷,收入锐减;加之军事费用大幅提高,被迫压缩教育经费。战前,国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占全年预算的5.5%,战争期间只剩下1.5%—2%。

  按照《国难时期各项支持紧缩办法》的规定,拨给各国立大学的经费,减少至原来的七成,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也不例外。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教育部拨给西南联大的常规经费,连年上涨。1938年不过26万元,1940年增长至138万元,1943年为945.6万元,1945年达到2000多万元。

  为帮助各内迁高校恢复教学,临时增拨经费成为常态。西南联大也不例外。比如,1939年7月物价上涨,教育部增拨经费3万元;1940年8月搬迁需要,教育部拨款4万元;1941年10月联大遭到空袭,教育部发放5万元被炸救济费;1943年全年,教育部共计增拨了315万元。

  此外,西南联大还有部分经费来自美英退还的庚款、社会捐助及银行借贷。

  不只学校有固定和临时拨款,在校师生还有生活补助。

  教育部制定了《设置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奖助金办法》,对学者们的研究报告、专科译著实施奖励、发放补助。比如,1943年5—12月,教育部为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发放“奖助金”,闻一多、朱自清等12人分别得到600元,杨武之、郑天挺等分别获得500元,另外还有15人获得200元。1944年11月,教育部又给家庭困难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汤用彤等27人各发放1万元研究补助费。对普通教职员工,教育部也有补助。比如,1942年12月,西南联大共计“员工及其直系亲属成人3601人、儿童199人,另有成人122人、儿童10人支半月”,由教育部“每人发给平价粮贷金147元,儿童折半计算,合计应发553308元”,以保证员工及家属生活。为鼓励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教育部从1941年至1946年,还举办了6届学术评奖活动,分别给予一、二、三等奖获得者2000—10000万奖励。其中,西南联大教师先后获奖30余次,大多数为自然科学奖项。

  为保障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就学,教育部自1938年起向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全额、半额两种贷金。1943年起,教育部实行公费制。分甲、乙两种公费生,甲种免学费、膳食费,还能获得其他补助;乙种仅免膳食费。按照战时“对所需各项建设人才的缓急程度”,教育部规定:

  国立、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师范、医、药、工各院系学生,全部为甲种公费生;80%的理科院系学生,60%的农科院系学生,40%的文、法、商等院系学生,可成为乙种公费生。对于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新生,70%的医、药、工各院系,50%的理、农各院系学生,有资格成为乙种公费生。

  由此亦可见,当时对工科、理科的重视,远在文科之上。

  依靠上述贷金及公费,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得以在艰难的时局里吃饱饭。据亲历者李钟湘回忆:“1938年学生贷金每人7元尚有鸡蛋可吃,1944年贷金涨到1000元,食的却只有‘八宝饭’、老菜叶、毛皮肉。早上稀饭两大桶,花生及盐菜一小盘。午饭四盘菜两桶汤。米由政府配给,砂石、谷子、稗子、糠屑夹杂其中,米色又红,故曰‘八宝饭’。买菜在下午3时之后,菜市将散未散之时,残菜剩肉,囊括而归,故菜为老菜叶,猪皮带毛。”

  李钟湘口中“八宝饭、老菜叶、毛皮肉”式的艰辛,同食不果腹的后方民众、前线将士相比,已算好很多了——据中央军校17期毕业生谭继禹回忆,1940—1942年间,他每月的薪饷,仅够买肥皂与草鞋。1940年后,前线军队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中国军队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

  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后来回忆:“(除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外)非战区学生,因家庭不胜负担,也几乎都得了贷金和公费。此项支出费用浩大,几乎超出全体教育文化经费二分之一……据统计,战时由中学以至大专学校毕业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者,共达十二万八千余人之多。”“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

  据统计,1945年的教育经费预算为66亿元,其中75%是各校师生的膳食补助。

西南联大校舍

不放松对师生的考核

  “战时应作平时看”不仅仅是指继续维持高校师生的待遇,也包括不放松对高校师生的考核。

  1940年颁布的《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规定了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聘任资格。统计显示,1941—1948年,教育部审议委员会共审查合格教授2685人、副教授1260人、讲师2068人。

  西南联大虽然反对由教育部审查大学教师资格,但也成立了自己的聘任委员会,聘请冯友兰、吴有训、陈序经等知名教授为委员。

  联大对教师的考核,较之教育部更为严格。据统计,在179名正副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3位常务委员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

  战时对于学生入学、毕业的考核,也同样严格。

  1938—1940年,国立高校曾举行过3次统考。第一次统考因时间太紧,只规定了大纲,然后由各考区分别命题。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考区,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胡适等18人组成“招生委员会”,张奚若、朱自清、华罗庚、吴大猷等分别负责公民、国文、数学、物理等课程的命题。这一年共有11119人参加考试,录取5460人,其中西南联大录取了661人。1941年停止统考,西南联大实行自主招生,规定新生要经过英文等7门初试,进校后再通过“甄别考”,才能正式入学。

  学生毕业同样不易。教育部1940年出台规定,要求各高校实行“毕业总考制”,学生“除最后一学期所学的课程外,须通过二三年级所习之专门主要科目3种以上”,才能毕业。农、工、商三科学生还要出示课外实习证明。这对毕业生质量是一个重要保证。

  综上,仅存在了8年的西南联大,至今仍是人们缅怀的对象,实非幸至。




   


Produced By 大汉网络 大汉版通发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