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初年在济南举行的科举考试

2019-06-15 | 来源:联合日报

清朝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地点为各省省城所在地,主考官由皇帝选派。从明朝洪武初年起,济南就成了全省乡试举办之地。考试时间分别选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农历八月中上旬,参考者为秀才或类似身份者,考中后称“举人”,获得选官资格,并有机会参加次年三月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和殿试。大家熟知的《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参加的就是乡试,考中的就是举人,后来曾官居山东学道。

晚清济南贡院大门

  光绪元年(1875年),当时在山东烟台随夫韦廉臣传教的苏格兰人伊莎贝拉来济南游历,就遇到了当年在济南贡院举行的乡试。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1875年是乙亥年,本不在子、卯、午、酉考试之年,为何这年会举行乡试呢?清朝科举考试三年举行一次为常例,但从康熙、雍正年间开始,规定遇到皇帝登基或大寿之年,要加试一科,称为恩科。1875年正月光绪皇帝即位,特别恩准增加一次乡试,本次乡试就称为“乙亥恩科”。伊莎贝拉在《中国古道》一书中如此写道:“当时正逢举行乡试,有大约15000名来自全省的秀才在济南参加考试”,周围的旅店“爆满”。
  我们现在无法知晓伊莎贝拉是如何判断出15000这个数字的,但这个数字大约是不差的。当时被称为“号舍”(亦称考棚)的数量约14500间,每名考生一间。通过14500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早在明清时期山东就已经成为了考试大省。
  在伊莎贝拉眼里,“这些来自全省的秀才,一个个看上去聪明伶俐、学识渊博、举止文雅,对于即将到来的考试非常紧张,经常看到他们在一起讨论有关考试的事宜。”紧张的关键在于录取率低,精神压力大——当时山东人口约3300万,基数非常大,但每次录取名额为69人(这是清政府给的指标)。相对于14500这个基数,录取率不到0.5%,因为三年一次,平均每年仅0.16%,真正的千里挑一。除了正榜还有副榜12人,但中副榜者不能称举人,不具备授官资格,但可以获授低级吏员资格以及参加下次乡试的资格。
  当时考试时间前后为9天——实际考试时间为三天两夜。具体安排是:八月九日考八股文、八月十二日考应用文(公文判词等)、八月十五日考策问(对国计民生的建议),因为考试时间长,有两夜需要在号舍里度过。
  一个考场有二三十张桌子不等,一人一桌,当时每人都是“单间”,一桌一凳,考试期间吃喝拉撒都在号舍。号舍宽4尺、长4尺,后墙高8尺,前墙6尺,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2平方米,答题板与凳子的高度分别是78厘米与47厘米(晚上合并在一起当床用),身高者写字时尚需躬身,不是太舒服。《聊斋志异·王子安》中的“及入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如秋后之冷峰”,描写的就是秀才们参加乡试的情形。

清代《孟子》“夹带”

  有考试就有作弊,自古如此,当时的作弊方法主要是夹带或外传答案,防止夹带的主要办法是搜身。清初顺治二年(1645年)规定:“生儒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一体枷间一个月,问罪发落。如有人代试者,代与受代之人一体枷号问罪。搜检役者知情容隐者同罪。”康熙五十三年(1713年)又规定,考生入场“皆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只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到了后来更加严格——连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检查。为了防止有人翻阅院墙作弊,贡院内外有两道高墙,“内墙高一丈,外墙高一丈半,墙上布满荆棘”,贡院称“荆闱”即由此而来。贡院四角有望楼,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监狱。
  乡试结束到放榜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参加考试的秀才们便利用这段时间释放压力。伊莎贝拉写道,“在考试结束之后,压力完全释放,一个瞬间变得豪爽、放肆,甚至粗野、任性。以至于每到这个时候,济南府地方官员们就会保持高度的紧张”,官府的办法是“为了保证城中社会的稳定,考官们会一批一批地对这些学子进行考试。现在,第一批参加考试的学子们还没有结束考试,因此,济南城还处于非常稳定与平和的氛围之中,我们也没感到有什么异样”。

如今的状元墙

  现在高考分数与录取情况可以从网上查询,当时需要等着看榜,放榜的地点就是现在的榜棚街,考中者的名字就贴在棚子里——为避免棚子被挤坏,中间有道栅栏相隔。现在考上名牌大学有喜报,当时比现在要隆重多了,榜文由轿夫抬着,士兵守护,在鼓乐声中缓缓前行,颇具仪式感。考中者当场穿上由布政司提前备好的顶戴衣冠,由专人到家报喜,《范进中举》如此写道,“只听得一片声的锣响,三匹马闯将来……一片声叫道:‘快请范老爷出来,恭喜高中了!”“正在吵闹,又是几匹马,二报、三报到了”,命运从此改变。(韦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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