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协召开背后的故事

2019-09-02 | 来源:联合日报

  王雪


  时间拨回到1949年初,历经三大战役,气势如虹的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系其统治的绝大多数军事力量,全国性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在革命胜利的前夜,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海内外侨胞精诚合作,积极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指明新中国前进方向,使中华民族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的新道路。在这一场天翻地覆的大事件背后,又有哪些历史细节值得我们回味呢?
新政协名单是如何敲定的
  1949年6月中旬,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正在北平紧锣密鼓地举行着。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响应热烈,请求参会的党派团体众多,如何确定参会名单,显得急迫又必要。
  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是新政协筹备会议常委会下设的第一小组。第一小组由李维汉任组长,章伯钧任副组长,组员包括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等22人。面对来自全国各地团体和个人的申请信,谁应该来,谁又不宜来,真是一个复杂的人事问题,需要慎重鉴别和严肃考虑。为确保工作顺利进行,毛泽东特别委派周恩来直接领导第一小组工作。
  确定一个统一的甄选标准十分必要。据第一小组秘书于刚回忆:首先,筛选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注意政治严肃性,分清敌我,拒绝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其次,在上述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个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人物,务使一切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周恩来在报告政协代表人选协商情况时明确表示:“凡是去年(1948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织,并且很快地响应了‘五一’口号的,就可以作为参加单位。”
  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两类有意思的现象。一类是,有些党派团体要求参加新政协但是遭到拒绝。他们中有一些尽管参加过有益的革命工作,但是组织不严格,人员成分复杂,所以不能参加;还有一些有过反动行为,或是临时拼凑、具有招摇撞骗的投机性组织,也不能参加。这些党派或组织有民社党革新派、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光复会、中国农民党等。另一类则是没有申请参会但被邀请与会的党派团体,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民主人士,虽然他们的政治派别或团体已经宣告结束,但是仍然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许闻天、邓昊民等。
  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共确定45个单位,510名正式代表。当有关同志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呈送到毛泽东那里时,面对厚厚一册,他风趣地说道:“这是一部天书”。由此可见,这项工作的庞大与复杂。
民主人士北上
途经山东解放区的点滴
  1949年3月5日,这天的烟台港碧海蓝天,一望无垠,一艘悬挂着葡萄牙国旗的英国商船——“华中号”,经历了5天的海上漂泊,在阵阵汽笛声中抵达。这艘外表看起来普通的外国商船,搭载的客人可并不简单,他们正是从香港出发,经中共一路护送,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一批民主人士。这批人有陈叔通、马寅初、柳亚子(夫妇)、郑振铎(父女)、叶圣陶、曹禺(夫妇)、包达三(父女)、王芸生、张志让、刘尊棋、冯光灌、宋云彬、邓裕志、沈体兰、傅彬然、徐铸成、赵超构等。
  此前,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的贾若瑜,先后接到了党中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电报指示,奉命接待远道而来的贵宾,电报中还提到毛泽东指示对柳亚子夫妇要特别给予照顾。当地接待同志专门从军区和市委、市政府抽调小轿车和吉普车作为接送贵宾的交通工具。民主人士下船后,不等安顿好住处,他们就迫不及待提出想去参观解放区军营。于是,他们与沿途一个步兵连的“突击”座谈,形成了民主人士对中共解放区的初印象。据贾若瑜回忆,这个座谈“有问有答,看到什么就提什么,想起什么就提什么,没有固定的主题,真叫东拉西扯,却又十分放松自如”。在当日的晚宴上,烟台市委特意用张裕葡萄酒为贵宾们接风洗尘。
  当月7日,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华带领民主人士马不停蹄地启程前往济南。途经第一站是莱阳(胶东领导机关所在地)。由于莱阳战役后,残垣尚待恢复,民主人士只能在老百姓家中暂住,但是参观莱阳战役的旧址还是让他们十分感触和感动。这天,徐铸成感慨“连日所见、所闻,意识到我们已由旧世界、旧时代开始走进一新天地、新社会矣”。
  10日,一行人抵达青州,青州是中共华东局及华东军区所在地。因此他们在此停驻的时间最长,华东局同志给予了热情的接待。12日,在舒同的引导下,民主人士参观了华东解放军官教导团。在这里,他们见到了被俘的前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次日,刚刚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也被带到华东局驻地。他甫一下车,便遭到了柳亚子等民主人士的严厉批评。
  14日,民主人士们乘坐火车,沿胶济铁路,于凌晨抵达济南。在中共济南市委的安排下,他们游览了大明湖、千佛山等济南名胜,参观了图书馆、博物馆、华东大学等文化单位,还品尝了石泰岩的西餐。当晚,就搭乘火车又转汽车前往德州。在去德州的路上,他们还正好遇到了南下参加渡江战役的解放军。
  15日,中共德州市委专门设宴招待,柳亚子记载有“菜极丰富,鸡鱼最美”“兴高采烈”。停顿一日后,16日离开山东,前往北平,筹备参加新政协。
  这批民主人士在山东解放区的十日,不仅品尝了张裕葡萄酒、莱阳梨和德州鸡鱼等山东美食,而且深切感受到了解放区军民勃勃向上的新生气息,他们将满怀信心地迎接一个新中国的到来。
他坐藤椅轿来参会
  1949年9月,一位特殊的客人坐着由藤躺椅制成的简易“轿子”,来到毛泽东暂居的北平香山双清别墅。轿子是由中共领导同志特意交代制成,乘坐这个轿子的正是著名爱国侨领、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
  早在一年前,司徒美堂就命人秘密起草了一份《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亲自签名盖章,公布于香港报界。他明确表示:“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离港赴美前,在中共代表为司徒美堂举行的践行宴上,他即席亲书《上毛泽东主席致敬书》,愿意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响应和参加新政协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
  新政协召开前夕,毛泽东专门写了亲笔信给司徒美堂,信中写道:“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接到邀请后,司徒美堂回国的心情更加迫切。当年8月,他乘飞机离开美国前往香港,再搭乘岳州轮前往北平。
  司徒美堂抵达北平后,毛泽东将在双清别墅与司徒美堂会面。双清别墅地势高,毛泽东的贵客们都是在山脚下的慈幼院换乘吉普车上山拜访。此时司徒老人已经年过八旬,足跛不便行动,乘坐吉普车又过于颠簸,如何让老人安心舒适地上山,成为负责同志冥思苦想的一个难题。
  据说,毛泽东听闻此事,提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却又苦于没有现成的担架。有人提议将毛泽东的一把藤躺椅做一番改良,让老人乘坐上山。于是,毛泽东特意让警卫人员把这把藤躺椅两边绑上木棍,组成一个简易“藤躺椅轿”。毛泽东还不忘嘱咐抬“轿”人,一定要轻轻抬,稳步前行,保持“轿子”的平衡,让老人乘坐安稳,这才有了上山的交通工具。工作人员一路将老人从慈幼院抬到毛泽东的会客厅门口。这时,毛泽东已经在门口等候,一见到司徒老人,毛泽东马上向前双手搀扶迎接。此事一时被传为美谈。
  在新政协开会时,汽车不能开到中南海的大殿堂,司徒老人也是乘坐此藤椅“轿子”参与国事筹备。
  中共领导人的细心关怀和特殊照顾,令司徒美堂深感殊荣,更深受感动。他专门请人到他居住的地方,拍摄坐在藤椅上的照片留念。
  在新政协会议开幕式上,他深情地说:“我回到解放了的北平一看,觉得中共人员那种刻苦踏实、英勇牺牲的精神,对建国大计那种反复协商、尊重各方面意见的优良政治风度,实在值得我们佩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有资格领导全国人民并进而取得彻底胜利的最大因素和保证。”
来自宝岛台湾的高山族小伙
  新政协召开前夕的北平,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参会代表中既有已入耄耋的萨镇冰、司徒美堂等元老,还有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其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来自宝岛台湾的高山族(泰雅)小伙,他的名字叫田富达。
  1929年,田富达出生在台湾省新竹县关西镇锦山里,家中兄弟姐妹8人,他排名第五,生活十分穷苦。作为台湾土著,他还有一个泰雅族名,叫作尤明·巴都。这样一个贫苦的山里娃,从宝岛来到大陆,成为新政协会议代表的故事,堪称传奇。
  田富达少年时代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度过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迫于生计,他参加了国民党军的招募,“田富达”这个名字也是在报名时取的。1946年底,在台湾短暂训练后,他坐上了国民党军从基隆前往大陆的运兵船。此时的他不会想到,命运即将就此改变,当他再次踏上故土,将是半个多世纪以后。
  这一船台湾兵,在上海吴淞口登陆后,经徐州前往山东。行军至山东鱼台的第一仗,他就被八路军俘虏。田富达在八路军感召下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并在刘邓部队的6纵队17旅51团经历了多场胜利的战斗。这些战役极大磨练了他的战斗意志,也让他更加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
  1947年5月,正准备渡过黄河参加南下战斗的田富达,接到上级通知,前往位于河北南宫县的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在军大期间,他认真学习文化和时事,对共产党救国救民的思想有了深刻的领悟。1948年,他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8月,一封中共中央的来信送达华北军大。此时,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将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会议,并有5个代表名额,时任中共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特别强调,其中一个是台湾少数民族代表。这封来信说明,这一代表将在田富达所在的台湾少数民族班中产生。田富达平时表现优秀,班里一致推选由他去参加。就这样,这位年仅20岁的泰雅族青年,启程前往北平,参加了这一举世瞩目的盛会。在会上,田富达作为台盟高山族代表发言,毛泽东还同他亲切握手。
  几十年后,田富达回忆起参加新政协的经历仍难掩激动:“那是1949年的9月27日,我刚20岁,作为台盟的代表在会上发言。我说,自己作为人口仅30万左右的台湾高山族人民代表参加政协,感到非常兴奋和光荣;希望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尽快解放台湾,并在解放后积极帮助台湾高山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田富达是新中国历史的见证者,他的传奇经历,正是共产党团结各族人民、民主协商的生动体现。
一场围绕国号简称的午宴讨论
  1949年9月26日中午,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周恩来正在宴请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部分民主人士。他们中有张元济、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周致祥、张澜、陈嘉庚、郭沫若等,大多是颇具名望且资历深厚的长者。借这场午宴,周恩来将和诸位老前辈商议一个“重要问题”。
  此时,新中国的全称已经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又在后面加上了一个括号,括号内是“简称中华民国”。针对括号及括号里的文字,政协主席团常委会内部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保留,还有一部分人则主张删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常委会特别派周恩来向老前辈们征求意见。而六国饭店里这场午宴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简称要不要的问题。
  周恩来一提出这个问题,在场的各位民主人士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一大批革命志士在孙中山先生的带领下,经历辛亥革命等革命活动艰难得来的。同盟会的元老人物、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直言:“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跟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多年革命工作的何香凝,也不十分赞成删除这一简称。她认为,“中华民国”是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是孙先生革命的成果,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
  前清进士周致祥则对这一国号简称十分排斥,他直言:“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所以,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著名法学家、民盟代表沈钧儒认为,加括号简称一举,不符合法律观点,放眼他国,也无此例,以后在对外交往中也不方便,故他不赞成保留括号内容。
  80多岁的侨领司徒美堂曾追随和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但是对“中华民国”4个字,并无好感。他表示那是“中华官国”,与“民”没有关系,是一块“烂招牌”。蒋介石与CC派等弄得天怒人怨,令其痛心疾首。他激动地说:“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徒老人讲完后,马寅初、张澜、陈叔通、车向忱等人纷纷发言表示反对使用简称。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根据讨论情况,上报给了主席团常委会。最终删除了“(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正式确定下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全体常务委员合影


乘坐改制的“藤椅轿”来参会的司徒美堂老人



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台盟代表(左一为田富达)


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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